对中国政府来说，尽管益处很多，核电的众多缺点、挑战和风险也必须正视。

2006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计划从目前的约800万千瓦提高到4000万千瓦。这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也面临着重重挑战和风险。

中国核电工业起步于1991年浙江秦山核电站的一期并网发电。随后广东大亚湾两台机组于1994年投产。秦山核电站由中国自行设计，而大亚湾则选用了法国的技术。之后，另外位于广东和浙江的6 台机组在2002到2004年间相继投产。2006年，江苏一座由俄罗斯设计的核电站并网。截至目前，中国核电总装机容量近800万千瓦，占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约1.4% 。同时由于核电的特殊性，其实际装机容量可达中国总发电量的2%。

同样，在江苏，广东和浙江三省，还有至少5座以上在建核电站，分别使用中国、法国和俄罗斯的技术，总装机容量超过4000万千瓦，并预计将于2007-2011年建成投产。这可能是世界所有国家中在建核电容量中最高的，略微超过俄罗斯和印度，占全球在建核电装机容量的约15%。尽管发展迅速，但到2010年或2011年，核电仍占中国总发电量的1.5%,和目前比例基本持平，因为其它类型电站也在同样迅猛发展。

2010到2020的10年间，核电将会有真正的大发展，计划有2800万千瓦投入建设。在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和广东，最少有11到12座核电站正处于筹建阶段。来自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的公司正在积极竞标，谋求参与其中某些项目。其它约1500万千瓦容量的项目还在项目书阶段。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完成，到2020年中国将可能拥有世界第五大核电工业，仅次于美、法、日、韩四国，接近俄罗斯。核电届时将增加到中国总发电量的约4%。

核电的迅速扩张要求中国能够获得增加铀燃料供应的途径；提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数量；建立核电站严格的建造和运营标准；落实核废料处理的规定和相应设备；同时对核原料的运输进行严格控制。

中国大力发展核电工业的益处显而易见。发展核电使中国电力供应的来源更多样化，减少对煤电和水电的依赖。对能源短缺的沿海省份，核电提供了一个能源供应的可靠途径。最后，核电排放的温室气体几乎为零。这也正是促使许多国家重新评估反对核电建设意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欧盟，芬兰已经成为第一个新建核电站的国家。

尽管益处很多，核电的众多缺点、挑战和风险也必须正视，这些因素多与中国核电发展的速度相关。

在建设、技术、运营、安全和扩散标准方面，中国核电工业拥有无可挑剔的历史纪录。这归功于中央政府给予核电的高度优先性，以及积极寻求外部帮助的意愿—中国曾经同25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协议。问题是在未来15年中国核电规模扩张250%的情况下，以往的高标准能否保持。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的发展，参与核电的企业和拥有核电站省份数目的增加，将会给相应的政府机构的监管带来更大挑战，同时也将给核电工业自身的管理带来更多难题。

中国以往在其它能源及自然资源领域有过不少教训。产业的迅速扩张势必对中央政府管理和监控的有效性带来相当消极的影响。由于监管机构责任和工作量的增加，中央政府应相应增加它们的规模和可掌控的资源。毋须太远，发生在一水之隔的日本的经验就足以借鉴。日本就曾经由于核电工业管理标准而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危机。

在建造和运营标准之外，还有其他两个问题需要关注。

首先是核废料的处理。中国目前约有1000吨核废料，到2020年会增加到12000吨。这样，中国和其他核国家一样，面临着处理核废料的挑战，要建造必要的设施，以保证今后千秋万代的安全。

其次是核扩散问题。最近朝鲜、巴基斯坦和苏联的相关经验表明核原料在政府知晓或者不知晓的情况下如何神秘 “消失”。如果中国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成员的形象，就必须确保对国内一切核原料流动过程的绝对控制。

最后的问题是核电的经济性。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否物有所值？当然，答案取决于在评估经济性的同时如何综合合理评估外在收益和成本，比如强化能源安全供应和减少排放物，以及处理核废料和可能发生事故的最终成本。

中国在核电上的雄心使其未来充满挑战和考验。但所有人都应期盼中国的成功，因为一旦失败，将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作者为英国邓迪大学能源法律政策中心主任，反馈： ）